奥逊·威尔斯：一位电影大师的多重面貌与深远影响

本次展览深入探索奥逊·威尔斯非凡的艺术人生。他天赋异禀，早年便在百老汇和广播界崭露头角，凭借《世界大战》的轰动效应，以惊人的自由度进军好莱坞，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工业的制作模式。

《公民凯恩》是奥逊·威尔斯的首部电影，上映伊始便备受瞩目，也曾因其原型人物（媒体巨头威廉·伦道夫·赫斯特）的干预面临禁映。这部作品迅速引发两极分化的评价，有人称之为天才之作，也有人对其大加贬斥。然而，《公民凯恩》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奇迹：它在每一次重映和面对新观众时都能焕发新生，从不令人失望，同时又保留了其引人深思的特质。相较于多数电影追求的震撼效果，《凯恩》似乎更专注于引发观众的思考，从而完成其对电影艺术根基的革新。因此，1959年该片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大重映，预示着法国新浪潮的兴起，这并非偶然。正如俗语所说，当《凯恩》再次启动，便是百花齐放之时。

本次展览旨在通过详实证据，展现奥逊·威尔斯在《公民凯恩》之前已取得的诸多成就，并强调其创作生涯并未止步于此。尽管《公民凯恩》的巨大光环有时会掩盖威尔斯本人的名字，而非相反。

《公民凯恩》无疑是本次展览的核心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作为理解奥逊·威尔斯创作生涯的关键拼图，这部作品在由众多片段、不同版本和未完成项目构成的复杂电影作品中，如同一座坚固的堡垒。它被誉为在最有利条件下诞生的完美艺术杰作，但也带有其“被诅咒”的一面：它既是一个暴虐远见者的自我贬低式肖像，又是一个邪恶且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其诞生时机之完美，仿佛星辰皆已对齐，以至于这种奇迹再也无法复制。

展览还将深入探讨奥逊·威尔斯在《公民凯恩》之后如何重塑自我及其电影艺术。他将自己“堕落天使”般的独特魅力和声望赋予了经典影片《第三个人》。此外，他还通过《奥赛罗》这部电影，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战后欧洲独立电影的先河。《奥赛罗》与《公民凯恩》一样大胆，与当时的电影潮流格格不入，其唯一的灵感源泉便是莎士比亚。威尔斯对这位伟大剧作家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他笔下关于主权的痛苦、背叛的残酷，以及国王和天才如何面对失败与耻辱的描绘，都深深影响了威尔斯。

本次展览也将揭示奥逊·威尔斯作为一名深谙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。他沉浸于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蒙田和康拉德的著作，并率先改编布利克森的作品，甚至证明卡夫卡是其精神密友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是一位天生的表演者。作为戏剧导演，他曾以《尤利乌斯·凯撒》探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；作为专业魔术师，他甚至能在舞台上“切开”当时的妻子丽塔·海华丝或挚友玛琳·黛德丽，以娱乐洛杉矶的休假士兵。

奥逊·威尔斯是一个多面体，正如奥雅·科达尔和瓦西里·西洛维奇的电影标题所言，他是一个“一人乐队”。当他投身绘画、雕塑（本次展览的一大发现）时，他并非纯粹的业余爱好者。尽管他从未将这些艺术才能商业化，这体现了他的清醒与对艺术的严谨。通过展示这些作品，展览旨在证明这位文学巨匠——他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形式创新者之一，也是电影史上最具决定性的剪辑师之一——同样能够用艺术家的双手进行思考和创作。

展览还将通过奥逊·威尔斯的人生，讲述20世纪，特别是美国政治史的重要篇章。它揭示了威尔斯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力量如何遭到打击和排挤，最终导致财阀政治的回归，这种政治形态以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为特征。

作为一位坚定的左翼政治评论员和罗斯福总统的特使，奥逊·威尔斯最终在里根主义盛行的时代离世。我们甚至不敢设想将《公民凯恩》的标题改为《特朗普》，因为这过于简单化，且对查尔斯·福斯特·凯恩不公。凯恩远比他那位遥远而骇人的继任者（尽管是继任者）更具魅力和受人尊敬。

最后，本次展览旨在澄清关于奥逊·威尔斯的各种误解与“黑色传说”，例如“他为何变得如此肥胖？”或“《公民凯恩》之后他为何再无佳作？”。展览也将审视他晚年的负面境遇：威尔斯在广告界频繁露面，虽保持着庞大而亲切的形象，却沦为电视节目中的“熊舞”，成为其最后的公众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大量未完成的电影片段和独白则堆积在洛杉矶的车库中。电影中那些富有洞察力的寓言和精妙的旁白，曾是其艺术魅力所在，却被平庸自负的广告语所取代。然而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流行文化最终重新发掘并赞美了他，从《花生漫画》到《黑道家族》，再到西奥多·罗扎克的小说《黑暗阴谋》（被誉为关于电影的最佳书籍，威尔斯在其中作为客串明星出现）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
展览奥逊·威尔斯，最终旨在全面呈现这位电影艺术家非凡一生的各个方面，并向他致敬——正是他开创了“电影作者”这一深刻影响电影界的理念。